东周列国春秋篇：看一代霸主如何主江山沉浮

郑国小霸。平王东迁仰赖于秦、郑、晋等诸侯或部族的勤王之功。而此后秦因国偏处西隅不能对王室施加重大之影响，晋国因曲沃代翼而产生的长时间内乱亦不能制之，只有郑国在武公、庄公两代君主努力之下战略权势大涨，且其距离洛邑王城最近，并为周王之卿相久矣，故而在春秋初期，郑国对周王室之影响是最大的。无论是“周郑交质”还是“王畿刈麦”后竟“射王中肩”，在这一场又一场与周王室的政治与军事交锋中，郑国在实际上从未落于下风。且联合诸侯北伐戎狄，声望与日俱增，号称“春秋小霸”。终庄公一代，郑国锋芒无与可比。周王室经此打击已无力再与诸侯争夺权势，甘居于数十里王城之内徒修礼作乐为乐而已。

郑庄公文治武功，郑国借勤王之威强国之力，屡次与周王相争，可谓三百年来头一遭(如果不算上昭王伐楚的那一次——那一次楚国只是作为蛮夷之一而成为被征伐的对象)。他的对外战略隐晦不明，模棱两可，且每次都师出有名而不落人口实，可谓有勇有谋之人,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在自身实力强大到不需要制定明确战略即可达到自身的战略利益，也是历史上之罕见一例了。如果说“周郑交质”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打击王室之举，那么“刈王畿麦”就是以经济手段达到威胁周王室的现实目的，而“射王中肩”的一幕已明确压制住王室战略权势，使之成为王室永远的痛，无复有东山再起之心。战略目标若隐若现而不明言，一系列战术操作步步为营无懈可击，使王室甘拜下风而诸侯如影归附，最终达到发展和巩固自身地盘和增强自身战略权势的战略目的。其谋略和影响，后世有几人可以超越!而郑国在庄公死后不久就趋于衰落，其原因莫不在于庄公把郑国的力量过度使用而使之入不敷出。再加上土地狭小、纵深局促，实属强敌环顾的四战之地，且没有物质和人力的持续支撑，争霸事业当然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也验证了中国世袭制王朝政治的弊病——人亡政息的道理。但不得不承认，游离于诸侯(且之后都是具有绝对争霸实力的诸侯)之间的郑国继续存国三百余载，也是难能可贵了。

“仁义”霸主—宋襄公。宋襄公借齐桓公之死而齐国内乱之迎立齐国新君之功，数次与周边小国会盟，俨然又一新兴之霸主。宋襄想当然得以为，此时秦国远隔，晋国公室内乱，且齐国新君是他所扶立，更当唯他马首是瞻，而南方楚国再强大也只是蛮夷，在政治地位上又如何比得上他的殷商之后的身份，只得听他号令。就在自己所揣测判定的国际政治环境之下，宋襄公头脑发热地以为，只要诚心诚意以仁义为准则，广招诸侯以图会盟而继齐桓公之后再次称霸已经是水到渠成之事。出乎意料的是，与齐国争霸数十年的楚国值此天赐良机，先是羞辱和囚禁襄公，而后一举击败幻想凭以弹丸之地而称霸的战略意图。笔者为何不以一国之名而以它的君主之名作为这个小标题?原因正在于此。宋国霸主地位时间上过于促短，力量上过于弱小(从它联合的国家就可以看出)，手段上过于单一，仅凭借国君一人“仁义”之举(尤其是不趁楚军在半渡河时和渡河上岸而阵列未整齐时发动攻击这件事上，还有对齐国的战略支持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达到争霸的目的，无视现实的强大权势之制约,虽想象中的前景美好，只是海市蜃楼。

“文明”和“仁义”兼具的霸主—晋文公。相对于桓公小白执政的坎坷艰辛，晋文公重耳的上台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相对于小白直率大度的人生态度，重耳在备尝人生困苦之后更多了很多稳重忍耐的品性。晋文公父亲献公宠幸骊姬致使朝纲毁坏(假途灭虢再灭虞的辉煌权势已成往日云烟)，社稷倾颓，内乱频仍，国政日衰。在齐秦两大边缘帝国和中间“小霸”—郑国和宋国政治挤压之下，大国地位也是危弱累卵，朝不保夕。在弟弟惠公和侄儿怀公两代人的执政之后仍不顾老迈之躯，登极君王之位，可见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豪情与政治信念。

大业晚成的霸业和大器晚成的霸主——秦国秦穆公。所以说秦穆公的“大器晚成”，是因为他在位时间与齐桓公相仿，而双方也有良将贤才辅助，结果却是迥然各异：前者惨淡经营大半生才得霸主之位。后者只三五年甚至是一上台就初步确立其霸主之地位。天壤之别，不免让人唏嘘。我们就带着这一“差异”，对秦穆公的对外战略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作出解读。

“秦晋之好”。自从平王东迁洛邑之时，秦国就贡献极大。但因为自身偏居西隅远离中原，自身经济和军事实力羸弱，又无出类拔萃之人才相辅助，故而无法施展其争霸抱负。到了秦穆公时，秦人终究按捺不住，决意东出以逐鹿中原，而与晋国结盟无疑是其对外战略目标之首要条件。晋献公就把女儿——也就是后来晋惠公、晋文公之姊许配与他，姻亲关系也成了维系“秦晋之好”的天然政治纽带。两国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由此开启。

两立晋公。献公之后晋国内乱，而一山之隔的秦国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缘便利和姻亲关系，先扶立夷吾登位——是为晋惠公。惠公恩将仇报，不但不割让许诺之地，竟联合诸侯攻打秦国。战败之后，质子于秦。其子后来即位——是为怀公。怀公更其不仁，穆公忍无可忍率甲兵扶立重耳为晋国国君，是为晋文公。首先，无论扶立结果如何，扶立之国君亲附秦国与否，秦国在声望上已如日中天，缺少的就是战略进取的时机。其次，穆公把本是怀公之妻的女儿在怀公不辞而别之后，也为将来复仇怀公，就以把女儿再次许配给重耳为条件助他登上君位。此一举动可看出穆公城府之深和独到战略眼光：一来可与怀公一刀两断是为复仇，二来可窥文公是君子是小人是大器还只是迂腐书生，最重要的是仍可以姻亲关系维持与晋国友好进而控制晋国对外战略——至少使其不与秦国进行战略对抗——虽然后来证明穆公如意算盘迭次落空，但也不能否认穆公本人的独到战略眼光(此一战略手段屡次应用于后来王朝对外战略之中，如汉朝与匈奴和亲政策，隋朝和初唐时与突厥和亲政策和中唐时与吐蕃的和亲，清朝时与蒙古诸部如科尔沁部的和亲政策等等，皆有成效)。

文明的先声——楚庄王的一鸣惊人。前年播放的《楚国八百年》那档纪录片式的节目让笔者至今印象深刻。先观楚国历史：作为一个自祖先立国时即与中原政治文化圈格格不入的部族，又因为地理上山河阻带，“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除却自然条件的限制，来自外部的威胁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楚部族在数代雄心勃勃的首领领导下，在春秋初期既已崭露大国之头角。吞灭不服从或在战略意义上重大的临近小邦以置郡县(行政体制之郡县制的先河)。楚国在楚武王熊通时，得到了拥有丰富铜资源的随国，继而伐灭南方诸夷，建立了强大的战略纵深地区和资源储备基地，其经济和军事权势大大增强(还赠大量铜予郑国使之可造乐器，这些铜足可造大量兵器)。楚庄王之前，楚国不是没有争霸的机会，而是机会太多，却次次没有把握住——比如在位时间近半个世纪的楚成王雄心勃勃，但先是遭到齐桓公“责楚之盟”，齐桓公死后急于争霸的成王又遇到旷世英主晋文公重耳，重耳以“退避三舍”的报恩之举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作为中原大国的礼仪气度和战略眼光，使得楚国争霸之路次次受挫。这也让似乎存有暴发户心理的楚国明白，霸主之位在于德行、在于仁义、还在于尊王攘夷，不是单凭军事力量之强大和资源之丰富就可以坐得霸主之位，更不要说霸主之位的长久与否了。于是楚国继续修炼内功，一边继续往东、往南发展，为再图霸中原埋下伏笔(这与秦国“西霸诸戎”的战略不谋而合，也与边缘大国的发展战略逻辑一致。)这就到了庄王时代。

“一鸣惊人”。庄王登位之初，受内部力量掣肘，真正施政之期无从谈起。而终于在灭庸之战中树立强大政治威望，一扫往日之屈辱(这一点本来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却无关于宏旨，不便展开)。总之，也许这不意味着庄王有系统的对外战略的最终确立，但对外战争的胜利，无疑对庄王理性思考国际政治局势有着巨大的警示作用。他一举平定若敖氏之乱，是独立操纵对外战略和实现楚国霸主地位的必经之路，虽然艰险重重，但对于有雄心壮志的霸主而言，在自身实力壮大之时，这个问题处理得越早就越好，国家元气损失的越小就越好。庄王一举平定若敖氏之乱，其意义正在于此。总之，在成王之后，庄王再次坚定迈出了争霸之路上的第一步，也说明了楚国权势的强盛和仍处在上升期的蓬勃进取心。

关键词： 东周列国春秋篇